来源：选自《我的崎岖之路》
作者：石琦（孙泱之妻，中国人民大学教师）
●朱德得知孙泱的死讯后十分悲痛，说：“孙泱有什么错？他的错误无非两点，第一是给我当过秘书，第二是说了真话。”
孙泱遇难前后，朱德还曾几次想请周恩来出面伸以援手。周恩来苦笑说：“有些人，我没有保他，他的日子还好过些。我保了他，日子更难过了。”
01
1967年3月，戚本禹奉江青之命再次来到中国人民大学，他召见两派红卫兵，下达江青的黑指示。
戚本禹说：“江青、康生同志说了，孙泱是个大特务，是中国人民大学的头号敌人，另外两个人是郭影秋和胡锡奎（已调西北局任书记）。他们绝不能轻易放过孙泱，要狠狠批斗他，把他打倒。”
江青这个具有特殊身份的人，这个蛇蝎一样的狠毒女人信口雌黄，造谣诬陷孙泱是特务，孙泱的处境自然就更艰难、更险恶了。
孙泱出身于革命烈士家庭，父母都是早期的共产党员，他自幼就受到革命的熏陶。他的父亲孙炳文就是蒋介石亲自下令杀害的，当时孙泱也被捕，只是迫于舆论压力，蒋介石才没加害于那时年仅12岁的孩子。因此，孙泱从小就对国民党有刻骨的仇恨，“国民党特务”这顶大帽子为什么还要强加于孙泱头上呢？
1922年，朱德与孙炳文在德国柏林。
孙泱曾经告诉过我：在中学时代，一个好朋友拉他加入了国民党的一个外围组织，当时他并不知道这个组织的性质，只是填了一张表格，什么活动也未参加，没有做过任何坏事。在“延安整风”时，他主动就此事向党组织做了交代，组织上已经对此有结论，所以根本就不算什么问题。
可江青一伙不这样认为，为了抓孙泱的小辫子，他们又将孙泱中学时代的那件事翻出来（党组织做过结论的问题），以此为借口来整孙泱。
孙泱清楚自己没有问题，他也相信中央。就是江青本人对孙泱的家庭和孙泱的历史也都非常了解，问题是为什么江青亲自点孙泱的名，揪着孙泱不放呢？孙泱整天都在思考这个问题。
孙泱陪同朱德在四川视察
当时孙泱心里想：林彪、江青一伙真要篡党夺权，必然要整朱老总，所以在孙泱身上找突破口。除此之外，因为毛、刘、朱几位领袖的秘书长期在中央办公厅工作，在中南海居住，所以关系多，知道的事也多。而这也是江青一伙实现狼子野心的巨大障碍，从这个方面来看，江青必然也要陷害孙泱。
孙泱还分析：妹妹孙维世对江青在上海时的丑闻十分了解，江青也非常嫉恨孙维世的才华和事业上的成就。江青到了延安，后来和毛泽东结了婚。周恩来等领导人曾和江青“约法三章”，不准江青干预政事，只负责照顾主席的生活，做生活秘书。如今江青借“文革”之机获得了权势，能够呼风唤雨，她必然要报复。以前，江青虽然与孙维世是旧相识，而孙维世又是周恩来的义女，所以总对孙维世虚情假意地表示亲热和关怀，可孙维世对她却很冷淡，所以江青肯定怀恨在心。
孙泱与妹妹孙维世、妻子石琦
孙泱还简短而隐晦地告诉了我一件往事。在延安枣园，孙泱当时为朱老总当秘书，曾和江青住一排窑洞，也和江青在一个党小组。那时孙泱还是单身，一天晚上江青来到孙泱住处和孙泱聊天，她阴阳怪气地讲些男女之间的事。江青是主席夫人，孙泱听了她讲的那些话，当然心里有看法，觉得她俗不可耐，就婉转地请她离开了。
从此，孙泱只要路上一碰到江青，总是敬而远之，假装没看见。或者只点点头，一句话都不说，面沉似水。江青是个很敏感的女人，心里自然恼怒，这件事虽然已相隔20年，不知江青是否还对此耿耿于怀。
想到这些，孙泱就担心如今落入江青的魔爪，恐怕是凶多吉少，很难逃脱了。
孙泱好像有了预感，就对我说：“你要往最坏处做准备。”我觉得这几个月来，孙泱在精神上和肉体上所受的摧残折磨已经够严重的啦，我不敢想象以后还要遭受什么样的不幸。
我们总愿意往好处想，对任何事情都保存着一线希望，认为这次运动会像以往的运动一样，虽然冤枉了不少好人，但是最后都会调查清楚，然后再进行甄别平反。过去的运动是有教训的，毛主席知道了，一定会出来指示纠偏。并且最重要的是，毛主席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们还健在，他们不会让林彪、江青一伙一手遮天，使这个党葬送在这些阴谋家、野心家手中，所以，孙泱还是那个信念——“相信毛主席，相信党，问题最后总会解决的。”
孙泱和石崎
02
大概是1967年6月下旬的一天中午，天气特别闷热，孙泱突然冒着极大的危险回到了家里。
孙泱特别想念我和孩子们，但是他有家却不能回。他这次设法找机会回来是要告诉我，“造反派”经过几个月的调查，查清了他根本不是特务，江青强加给他的特务罪名可以推翻了，他们也没有从孙泱身上捞到一点朱德委员长的黑材料，所以他相信问题很快会解决的。
孙泱还说：“戚本禹曾指示，要对孙泱严加看管，防止他自杀。”
孙泱说：“我才不自杀呢，我没问题，为什么要自杀？人死了，问题就难说清楚了。”
孙泱的到来，给我们带来了希望，我一直悬着的心踏实多了，我天真地以为孙泱很快就有出头之日了。在我们分手时，还祝愿全家早日团聚。
孙泱、石崎一家
孙泱偷着回家被“造反派”发觉了，他们又把孙泱毒打了一顿，然后“新人大”就借此事攻击“三红”保孙泱。终于在一天深夜，“新人大公社”把孙泱抢走，关在了“新人大”总部图书馆大楼里。
那里戒备森严，进行的都是秘密审讯，没有再公开批斗。我们怎么也想不到，在家里和孙泱的见面，竟成了我们最后的相聚，从此我们再也见不到亲爱的孙泱了！阴险狠毒的江青处心积虑地要实现她的阴谋，一计不成又生一计，给孙泱扣上更重、更大的“帽子”，非要把孙泱置于死地不可。
在1967年9月16日的“中央文革”会上，江青接见“造反派”头领，又公开点名诬陷说：“我早就知道孙泱是个大特务，是国民党特务、日本特务，还可能跟苏修有关系。”
接着，她就对中国人民大学两派组织的头头下达了黑指示：“你们要狠狠地斗争孙泱，绝不能手软！”并扬言还要揪孙泱的后台。
两个“造反派”头头回来，在广播站播了江青的“指示”。江青无中生有，信口雌黄，血口喷人，给孙泱定的这一罪名更是骇人听闻。在“文革”时，江青煽动要“怀疑一切，打倒一切”，她说去过日本的人，必然是日本特务，就是这样的逻辑。
孙泱是个日本留学生。1933年，孙泱怀着求知救国的理想，东渡日本，想去寻找父亲孙炳文的好友郭沫若。而后，就在东京明治大学法学院读书，仅仅是个求知的留学生而已，和特务根本沾不上边。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他回国投身抗日救亡运动，不久由周恩来、邓颖超介绍到延安参加革命，而后就留在朱总司令身边做秘书。
江青要把孙泱打成日本特务的险恶用心，其实就是把矛头指向周总理和朱老总，给他们加上个“安插日本特务”的罪名，嫁祸于他们，可谓“一箭双雕”，这一罪恶目的十分清楚，这是江青一伙阴谋家、野心家那时惯用的伎俩。
1966年6月13日，人民大学文化广场首次批斗孙泱大会
由于江青亲自点名，兴妖作怪给孙泱定性，就等于对孙泱宣判了死刑，孙泱的人身安全更是毫无保障。“专案组”那帮“造反派”为了效忠江青，对孙泱加倍大打出手，秘密私刑审问，大搞逼供行动，肆意伤害摧残，打不成特务也要往死里整，让人无法再申辩。这种残酷迫害，终于使孙泱含冤而死，永远地离开了人世。
03
没想到，“新人大造反派”头头居心叵测，千方百计在我身上打起了主意，他们借着讯问孙泱问题，把我骗到图书馆楼，然后就不准我再回家。从此，我就被关押了起来，这一关就是一年零九个月。
那是1967年9月间的一个中午，我正在给三个孩子做饭，几个红卫兵闯了进来，骗我说：“你得去‘新人大’总部交代几个问题。”我说等我吃了午饭再去，他们说：“不行，马上跟我们走。”
我跟着他们来到“新人大”总部他们占据的图书馆大楼，一进门就看到“造反派”在两边站着，如临大敌。他们把我安排在一层靠右边、临校园的一间教室里，里面除了一张床，什么也没有，空空荡荡的。
“造反派”让我在那儿等着，我等到天黑，也不见有人来讯问我。大门口有人把守着，我也无法回家，晚上也不敢睡觉，只倒在床上迷瞪了一会儿。第二天、第三天，还是不见有人来讯问我。我除了能在楼下厕所旁边的自来水管喝几口凉水外，什么东西也没吃，我顾不上肚子饿，只是一门心思想回家。
好不容易等到第四天，来了一个人，我就问他：“你们把我关在这里干啥，不是有问题要问吗？怎么不问？也不给我吃喝，那就放我回家吧！我还有三个孩子需要照顾呢！”
那人恶狠狠地说：“你有问题，所以你不能回家了！”
“我有什么问题？”我和他讲理，我说，“我只是个普通教师、普通党员，我什么问题也没有，你们乱抓人，这是违反‘六六通令’的。”
“你的问题你自己心里清楚，你不把问题交代清楚，我们是不会放你走的。等你把问题交代清楚了，再放你回家！”那人回答。
待那人走后，我反复琢磨“造反派”扣留我的目的何在，让我交代什么呢？从那以后，“造反派”也没来审问我，只是让我女儿每天来给我送饭，但她不能进楼里，只能将饭送到大门口，然后由红卫兵转送给我。
楼里到处都有红卫兵在走动，戒备森严。我身陷囹圄，不能乱说乱动，完全与世隔绝，外界的任何消息都得不到，我真是心急如焚。
我唯一能够看见的，就是有时到吃饭的钟点，女儿带着弟弟来给我送饭，但隔着紧闭的窗户，我也无法和她说话。当时我并不知道孙泱也关在这幢楼里，因为看见磐磐（编者注：孙泱和石琦的女儿）每天都提着两个饭盒，所以猜想孙泱一定也被关在这里。
我多想和孙泱见见面啊！可是“造反派”一再警告我：“你只能在这屋里老老实实待着，哪儿都不能去，否则有你好受的。”我也考虑，图书馆楼那么大，上下四层，也不知到底有多少个房间，何况楼里到处都是“造反派”在巡逻，我即便知道孙泱关在哪儿，也只能是近在咫尺却像远在天涯，相见不了。
我还是一看见关我的“造反派”，就要求他们放我回家。我理直气壮地申辩，我什么问题也没有，你们这么乱关人是错误的，我斥责他们违反毛主席的指示。
“造反派”看我不服，就在一个教室里召开了斗争我的大会。来的人不多，好像有学生，但大部分是工人模样的人。斗争会没什么内容，就是让我老实交代孙泱的“特务罪行”，让我承认孙泱是特务，然后就是喊些口号。
我感到非常难过，又禁不住伤心落泪。我一边哭一边回答：“孙泱不是特务，是个好同志，我没有什么好交代的。”
“‘中央文革’、江青同志已经对孙泱下结论了，你敢说不是！”
他们朝我喊着，又喊起了口号。
我平静地回答：“我相信‘中央文革’，相信江青同志，但这不是事实，不是最后结论。”
这时有两个“造反派”气得开始动手打我，这个一拳打过去，那个又一拳打过来，说：“你这就是反‘中央文革’，反江青同志。孙泱的问题已经是铁板钉钉了，你还死不认罪。”
在斗争会上，我一直在流泪，不管怎么斗，我也只反反复复地说那几句话，怎么也不肯承认孙泱是什么特务。其实这帮“造反派”是色厉内荏，蛮不讲理的，只会扣“大帽子”，挥舞拳头，以势压人，只能用毛主席语录“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打倒，打倒……”之类的口号来威胁人。
因为孙泱根本不是什么特务，所以“造反派”也编造不出任何谎言、只字片言来证实孙泱是特务。但是既然给定了性，就必须从政治上打倒，并且凶狠残忍地从肉体上对其进行摧残，继续欺骗群众，而广大群众是不了解真相的。
自打孙泱被批斗关押以后，尤其是我受牵连的遭遇，使我对“造反派”的所作所为有了更深的体会。此时，我又非常思念孙泱，不知孙泱在哪儿？是否正在挨批斗？会受到什么样的酷刑？我多想我俩在一起挨斗啊！那样总可以见上一面。
04
斗争会结束后，我回到那间教室，看到屋子里挂了一根绳子，我还下意识地拽了一下，拽不下来，我心里就犯了嘀咕：刚斗完我，他们挂这绳子干什么？是不是想诱我自杀或谋害我？我什么问题也没有，绝不能中了“造反派”的圈套，于是我提高了警惕，整夜都不敢睡觉。
果然，深更半夜推门进来了两个男人，我猛地坐了起来，问道：“你们要干什么？”那两个人听到我的话没有搭腔，悄悄退了出去。
第二天，我就把挂绳子的事向关我的“造反派”质问：“你们挂绳子的目的是什么？”他们“倒打一耙”，说我想自杀，死在这儿给他们栽赃。
我说：“我是共产党员，什么问题也没有，为什么要自杀呢，何况我也没绳子，屋顶那么高，我能挂上去吗？”
他们无言以对，只好把绳子摘掉，这件事就不了了之了。
1967年，对人民大学校领导的批斗大会
通过这件事，我深感孙泱和我的处境非常危险。我怀疑人民大学里有坏人，我知道他们对孙泱什么都不交代的状况，必然不肯善罢甘休。我们两个人的境遇都非常危险，都身陷牢笼，遭受迫害。“造反派”对我们封锁了外面的消息，如果我们受“造反派”任意蹂躏，被不明不白地整死，那么广大群众就难以了解真相，我越想越担心害怕。
优配网入口我想如何才能把孙泱和我的情况送出去呢？唯一的办法就是给我女儿传个信息，让她告知姑姑，这样就可以转达给周总理。
可是我没有纸笔，也无法和磐磐当面说，我就在屋子里的地上捡了一张借书的卡片，用发卡划了几个字“爸妈在受迫害，速报中央！”
当天傍晚，磐磐和宁宁（编者注：磐磐的弟弟）同往常一样来给我们送饭，在等候拿回饭盒时，他们就顺便溜达，四处张望，突然看见我在窗户里边向他们招手并示意。他俩就走到窗前来，磐磐贴着窗户，也不知她能否听清我的话，她还没来得及问，就看到一个红卫兵朝她走过来了，瞪了她一眼，叫她把饭盒拿走。
磐磐吓得出了一身冷汗，拿着饭盒和弟弟赶快往家走。忽然，她发现了我用大米粒粘在空饭盒底下的那张纸片，正着急地拿着看，没想到“造反派”暗中跟踪她，猛地从她手里把卡片抢了过去。为这事，专案组的四个人不停地在审讯室审问我、斗争我，问：“你搞什么特务活动？你要报哪个中央？”
“我要报‘中央文革’！”我回答。
“你不老实！你老实交代，到底要去找谁？”
“我就是要报‘中央文革’，你们随便乱抓人、乱关人。”
这四个人气得又打我，接着又继续审问：“你和朱总司令、周总理以前都有哪些联系？”
“没什么联系。”我说。
他们认为不可能，但这是事实。我这个人不善交际，孙泱也是不愿意打扰首长的人，除了工作上的联系，孙泱和他的首长、甚至同事在生活上也很少交往。我说的都是实情。
这件事情发生之后，“造反派”就把我转移到地下室单独关押。
05
地下室的一间大屋子里特别阴森，四面都是墙，没有窗户，白天也得点着灯。因为屋子太大，中间设了一道木板墙，墙上画了一个骷髅，还被抠掉了两只眼睛，上画写着“孙泱”两字，还用红笔打了一个大叉。在木板墙的对面地上铺了一个草垫，这就是给我睡的铺。旁边稍远处，放着一张桌子和两把椅子，是给看守用的。
这次派了一个男学生和一个女学生来看管我，几个小时轮一班。这里更是跟外界完全隔绝，周围没有别的人，我几乎连大喇叭广播也听不到了。有两三次一到半夜，那个男生就对女生说：“你回去休息吧，我一个人看着就行了。”
每次遇到这种情况，我都对那个女同学说：“我要上厕所。”
因为上厕所都是由女生陪着，我就对她说：“同学，我求求你，不要离开我，我什么问题也没有，是受迫害的，将来一定会搞清楚的。既然让你看管我，你就要对我负责，只剩那一个男生看管，若真出点事，我喊人都没处喊，我求求你了，请你帮帮我，别走。”
我这样请求她，她也就留下来了。
专案组还是千方百计要整我。他们到我的家乡哈尔滨，把我的家庭历史查了个底朝天，但是我出身在一个工人家庭，生长在伪满日寇的铁蹄之下，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1946年家乡解放后，不满16岁我就自愿参军，我一直把共产党、毛主席看作我的救命恩人。参加革命后，我努力工作提高自己，也没犯过什么错误，所以他们也搞不出什么名堂来。
但是，他们又想在我的社会关系上做文章。那时谁若有海外关系，谁就可能被打成特务。“造反派”在调查中得知，我的姐夫可能在台湾，于是他们就捕风捉影，无中生有，给我姐夫扣上“国民党特务”的“帽子”，然后生拉硬扯说我和特务姐夫有关系，给姐夫送过情报。
可调查结果显示，这只是无稽之谈。因为我姐夫1945年就抛弃妻子另觅新欢，然后离家出走，从此便再无音讯，和我姐断绝了一切联系，跟我当然更扯不上关系了。
我的另一层社会关系，就是后来我找到的亲生父母家，我的大哥和一个苏联混血儿结了婚。20世纪50年代初，大哥就去了苏联，但我和大哥也始终没有联系过，因此尽管“造反派”想加罪于我，可事实是他们什么证据都找不到。
专案组的“造反派”每次提审我，斗争我，都是到另一个房间里。没有看守跟着，他们审问都是采用威逼利诱的手法，一不如意就要打我，我常有气无力地说：“你们打吧，我什么问题也没有，你们打死我，对你们也没什么好处。”
每次批斗我，我都反复思考这帮年轻人是中了什么邪，受什么人的指使，为什么这么无中生有，死揪住不放呢？对我尚且如此，那可以想象对待孙泱就更惨无人道了。
元股证券:ygzq.hk一次，“造反派”审问过我后，说：“你的头发太长了，给你剪个头型。”说着，拿起剪子要给我剪。
“用不着剪。”我回答。
这次他们没有勉强我，过两天又来了两个“造反派”学生，他们把我叫到一个小屋子里。一个学生拿了一把剪刀，还是要给我剪头发，我仍然说：“不剪。”
一个学生问我：“为什么不剪？”
“你们让我剪头发，然后用剪子把我捅死，好说我自杀，所以我不剪。”我说出了心里话。一个男生冲着我的头就剪了一剪子，并说：“怕死鬼。”
我把头一扭，没让他再剪，我想如果他强迫我剪，肯定剪不整齐。
倘若他要捅死我，从发型上也可看出不是我自杀，而是被害死的，我没让他再剪，所以那时我的头发一直是一边长一边短。
我知道我的生命安全已毫无保障可言，也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但死也要死得明白，不能让坏人谋害死，反过来诬蔑你是自杀。因为在这之前的一个夜里，我隐隐约约地听到大喇叭里传来了孙泱已“畏罪自杀”的广播，我不相信孙泱已死，我估计他们可能先制造出孙泱已死的舆论，然后就可以肆无忌惮地对孙泱严刑拷打。
想到此，我的心在流血，像刀割一样疼痛，不知道孙泱到底怎么样了？
第二天我询问了看管我的人：“孙泱真死了吗？”
“别听他们胡说。”那人回答。
我无论如何也不相信孙泱死的消息。我一直在想，这一年多，孙泱经受了无数次的批斗和严刑拷打，他都咬牙忍着熬了过来。他很清楚自己没有问题，“造反派”当然也整不出什么东西，他一定会坚持活下来的……
06
那时，我女儿磐磐还照常给我们两个人送饭。万万没有想到，在10月10日的傍晚，磐磐突然听到从高音喇叭里传出的重要通知：“大特务、大走资派、大黑帮头子孙泱于10月6日晚畏罪自杀，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
磐磐两眼一黑，头顶犹如中了一个巨大的雷击，愣在了那里。然而没有眼泪，她不相信播报的消息是真的，难道爸爸已经去世好几天了，可是她每天还照常送饭啊！怎么也没人告诉她，这绝不是真的，绝不是真的。这次，一个“造反派”把空饭盒交给她后说：“你听见没有，从今天起，你不必再给你爸爸送饭了，以后只送一个人的饭！”他毫无表情地说。
磐磐呆呆地看了他一眼，如同没魂的人一般往家走，边走边喃喃自语：“这不是真的，这绝不是真的……”
但是，孙泱确实已经与世长辞了，孙泱到底是怎么死的？人们感到是个谜。
过了两天，有一个什么“孙泱之死联合调查组”来提审我，其中有中共中央办公厅的、北京卫戍区的、公安局九处一科军代表、“新人大”代表、“人大三红”代表。他们正式通知我：“孙泱已自杀！”
我不相信，我说：“孙泱真死了，也不是自杀，而是被人害死的。从戚本禹点名后，他被关押了七个多月，经过无数次大大小小的批斗，挨过无数次严刑拷打，但他都挺住了，都能想得开。他对前途充满了乐观的期待，相信强加给他的不实罪名很快能搞清楚。怎么关到‘新人大’才二十多天就自杀了呢？”
我又斩钉截铁地说：“我认为‘新人大’里有坏人要害死孙泱！”
“新人大”的代表一听就吼道：“你说谁是坏人，你揪出来！”
我申辩说：“我要知道谁是坏人，当然会揭发了。”
接着我又说：“我什么问题也没有，只是个普通教师，专案组为什么关押我，还进行逼供，甚至给我挂上吊绳？”我认为这些做法都是受了坏人的指使，我请求“联合调查组”深入调查，弄清真相，并提出要求，只让女学生看管我，他们都同意了。
我当时的想法还是非常简单，我把希望寄托于“联合调查组”。可是在“四人帮”的淫威之下，到底是谁害死了孙泱，又怎么能够查得清呢？调查组的人究竟是何人派来的，也不得而知，后来到底调查出什么结果，我也毫不知情。
我曾找专案组询问过，他们当然不可能告诉我实情。专案组只是向我透露，中央办公厅下令在北医三院对孙泱的尸体做了解剖，而后“中央文革”又下达指示说孙泱是敌我矛盾，立即火化，不得留骨灰，不可透露法医文件。这多么残忍啊！孙泱去世后，他们不仅没有通知我和孩子向他的遗体告别，通知我们最后再见他一面，给他送终，而且还让孙泱落得个尸骨无存。
我彻底失望了，我一直在想，孙泱是被人迫害致死的，死得那么惨，死得那么冤啊！
07
孙泱去世后，中国人民大学的校园又沸腾了。人们都在议论着：孙泱之死是个谜。校园里贴出了很多大字报，群众就此大概提出了二百多条质疑的问题，可惜我不知道具体的情况，因为我还被囚禁着，孩子们年龄又小，也记不全，磐磐只记住了几条：
1. 孙泱是端端正正坐在地铺上，手脚都不离地往前伸直，在暖气管上自缢身亡。按此姿势，人们怀疑他不是自杀，好像是被谋杀后安排出来的一个假象。
2. 有人说，磐磐每天送的饭，被“造反派”吃了或是被偷偷倒掉了，所以怀疑孙泱是被饿死的。
3. 恰恰在孙泱死的时候，人大停电了3小时，有人怀疑这好像是为了掩盖什么。
4. 有人还看到过这样一张大字报，是孙泱亲笔写的，文字中除了流露出自己的冤情和委屈之外，有这样的话“我深信未来是光明的，但我只能从地缝里看到光明……”这些话很耐人寻味。
总之，这些疑点都可以看出孙泱不是自杀，但那时国家的公检法机关已被砸烂，“造反派”掌权，可以任意草菅人命。恰在此时，人大两个“造反派”之间又搞起了武斗。
据说“人大三红”中有一个参加“联合调查组”的代表谭立清，声称要揭开“孙泱之死”的内幕而被打得半死，从此就没有人敢再追问下去了。
文革初期，批判孙泱的大字报
“新人大造反派”也编造了一张让人怒不可遏的漫画大字报，它特别引起了磐磐的注意，磐磐看到后简直要被他们气疯了。
漫画的内容是：磐磐端着一盒饺子，而每个饺子上都写着“绞死”的字样。下面的批语是：“十月一日，大特务、大黑帮的狗崽子，小特务、小黑帮孙磐奉命给大特务、大黑帮送信，要他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对抗无产阶级专政，拒不交代罪行，带着花岗岩头脑去见上帝。”
磐磐看到这张漫画无比伤心愤怒，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她回想起“造反派”的确想把孙泱的死嫁祸于别人，为此他们还曾经来审问过磐磐，问她：“国庆节那天是谁给你爸爸包的饺子，是不是让你爸爸绞死？”
磐磐感到他们问得很荒唐，就对他们解释：“是为了让爸妈改善一下生活，我自己忙活了一上午才包好的。”
“造反派”还是不相信，磐磐就不耐烦地说：“你们等着，我给你们包一顿吃。”这帮人这才无可奈何地走了。
“怎么现在这种荒谬绝伦的怀疑，竟又拿出来公布于众，还把我送饺子说成是特务活动。特务到底是什么？肯定都是这帮‘造反派’凭空捏造，胡言乱语，这一切都是他们有意要陷害人的。”
可是孙泱的问题迟迟没有得到解决，我们深信孙泱也没有什么问题，那为什么要无中生有，强加给他那么多莫须有的罪名来陷害他呢？在中国人民大学里，谁在精神上和肉体上对孙泱进行了残酷的折磨和摧残？孙泱到底是怎么死的？这些问题，我们总是想不明白，总感觉困惑。
据我了解，组织上有孙泱尸体解剖的材料和死时的现场照片，我就向“军宣队”领导提出看看这些材料的要求，得到了“军宣队”的允许。当我看了孙泱的尸体解剖材料、现场照片、遗书后，更觉得孙泱死得离奇，疑点甚多。如：
1. 照片上的孙泱端端正正坐在地铺上，手脚稍往前伸，脚不离地，两眼微闭好像在闭目养神。按此姿势，说他自缢身亡，让人感觉很虚假。
研究指出，适量饮用白酒与某些高血压人群的身体信号变化相关联。这听起来像是白酒“翻身”了？真相到底是什么？喝白酒对高血压是利是弊？咱们今天就把这件事掰开揉碎讲清楚。
2. 解剖检验报告上说：“胆囊瘪缩”，我们为此请教了医生，医生说人受到惊吓或饿得太久，胆汁流尽才会胆囊瘪缩。
3. 从图片上可以看到，孙泱心脏后面有一个不规则小窟窿样的痕迹，很像受过电击。
4. 孙泱“请罪书”上有这样的话：“我已经不能以一个最最普通的劳动者的身份来为人民服务，我已经成了人民的负担。”这句话，我们分析是他可能意识到有被谋害的危险，或是有人逼他自杀，不允许他再生存在人世间，他的处境又不允许他明讲，为了能够留下点文字记录，他只能这样含蓄地暗示他是被人害死的。
我再联想孙泱死后，群众曾提出二百多条质疑的问题。很多疑问正好和这个现场照片、尸体解剖材料上发现的疑点吻合，这绝不是巧合。
在“五七”干校时，大家每天都在紧张地生产劳动，再加上孙泱的罪名是江青定的，而且又认定孙泱是自杀身亡的，尽管有人心中对此有疑惑，但怕挑起派性之争，所以也未再提起过。
……
朱德得知孙泱的死讯后十分悲痛，说：“孙泱有什么错？他的错误无非两点，第一是给我当过秘书，第二是说了真话。”孙泱遇难前后，朱德还曾几次想请周恩来出面伸以援手。周恩来苦笑说：“有些人，我没有保他，他的日子还好过些。我保了他，日子更难过了。”
1970年代，孙继世和孙新世去拜见朱德老总。朱老总握着孙继世和孙新世的手，三个人在一起嚎啕大哭。孙泱和孙维世的死在朱德心里头留下非常痛的伤，他对孙家幸存的两兄妹说：”你家是满门英烈，共产党对不住你家。”
上次朱德为孙家痛哭，是在1927年，当朱德听到孙炳文遇害，被蒋介石腰斩在龙华的时候.......
粉碎“四人帮”，拨乱反正后，1978年8月22日，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为孙泱召开了隆重的追悼大会。
人物简介
孙泱（1914—1967），原名孙宁世，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任八路军政治部宣传部科长、朱德总司令秘书。新中国成立后，仍担任过朱德副主席秘书。1957年起做高等教育工作。1964年调任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曾参与《朱德传》撰写。“文革”开始复盘周期，“四人帮”为整倒朱德而对孙泱进行关押逼供。1967年9月，孙泱惨死在中国人民大学地下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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