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祝美国建国250周年的烟花已经落下，但对美国国家叙事的解构反思却仍在持续发酵。从建国理念到制度实践的方方面面，美国社会正在被不同立场的群体反复拉扯、重新评判，这场席卷社会的观念撕裂，还将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深刻重塑美国的政治与社会走向。
在建国日前夕，观察者网联系到了还在美国留学的于耀翔，这位长期关注美国社会议题的年轻观察者，和我们聊了聊他对这场观念撕裂的直观感受和深刻思考。
7月5日凌晨，美国华盛顿燃放烟花，庆祝美国建国250周年。新华社/路透
炒股配资App观察者网：今年的美国国庆日因为是建国250周年庆典，可以说是全球瞩目，包括美国自己，早在2016年就成立了“美国250”（America 250）委员会，当然特朗普上台后又自己建了个“Freedom 250”，还举办了大型博览会、UFC格斗赛、重修林肯纪念堂水池等等。这两套庆祝体系并行运作、互不承认。
这一点很有意思，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美国政治生态的新角度：美国现在似乎什么都要分成两派、而且几乎是针锋相对。你在美国这么些年，什么时候开始有这种“针锋相对”的对立感的？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于耀翔：我是2015年去的美国，碰巧第二年就遇到特朗普参选；所以对我来说，美国的对立感正好从那时开始。
有趣的是，美国学界也将特朗普参选作为美国分裂的标志性事件。当时，随着特朗普胜选，“民粹主义”（populism）的概念被广泛提起——它带有明显的美国左翼色彩，直接从权威的视角将特朗普所代表的社会民意打成离经叛道的异端群体。对于右翼而言，这反倒是美国执政群体及其控制的主流舆论对他们抱有敌意的证明。
至此，两种世界观与政治观之间，围绕自身正当性的确立而展开的冲突便拉开了序幕。它不再是政见不同，而是栖居于同一块土地的两种存在观，用黑格尔的话说，是一场“为了得到承认的生死斗争”。现在，双方对对方不论是公民身份的承认，还是作为现代人应有的道德尊重，都已经十分稀薄了。
您提到了“针锋相对”这个情况，但实际上现实恐怕恰好相反——现在的美国左右翼对对方的否定和厌恶已经到了“懒得针锋相对”的程度。这才是最危险的情况——他们都认为对方是无可救药的，不值得沟通，不可能形成共识的，甚至不值得争论。
元股证券:ygzq.hk于是，双方都将自己与对方完全隔离开来，在公共领域只剩下了漠视，要么就是冲突，而这种冲突甚至不是为了赢过对方，而是纯粹的宣泄情绪和贬低他人。这种公共舆论环境现在也并非美国独有，可以说是21世纪网络和新媒体世代的普遍特征，但因为美国社会舆论与国家政治和民族价值观的高度融合绑定，所以被更加激烈地反映出来。
然而，美国社会的这种对立已经超过了当今时代下的社会群体冲突，而是整个国家，乃至美国文明（如果我们将其看作一个新兴文明的话）的路线问题。按照学界公认的标准答案，美国当今社会的左翼、右翼冲突源于21世纪全球化进程中美国国内财富分配不均，以及国内劳动力衰退所导致的阶级冲突，加上美国左翼和民主党以文化多元主义、进步平等主义和一系列人权叙事所发展的政治运动，造成国内保守主义群体的反感，这两股力量汇合爆发导致的结果。但这毕竟是一个相对微观的、局限于21世纪视角的解释。
更深远来看，美国的左右翼矛盾反映的是西方整体，特别是西方文明发展代表的美国，所面对的历史定位问题。在其通过技术革命、大航海贸易以及殖民主义创造人类的全球时代之后，作为这个时代的主导者，西方文明夹在旧时代自身的族群、种族、宗教和文化价值身份，与新时代的所谓人类普世价值身份中间徘徊。在这个全球时代的早期，西方可以依靠自身的政治、经济、与军事优势压制这两种身份间的隔阂，将自身树立为人类文明榜样的身份继续发展。
美国正是这一双重身份所诞下的孩子，最即时（up-to-date）的西方文明模式。它一方面不断向世界输出各种“普世价值”，以及跨越文化区别的普遍商品（例如快餐、可乐、运动、流行音乐和文化、包括个人英雄主义式的电影，等等），另一方面又强调这些事物的西方文化源头，以及其西方文明世界观、价值观的主导性，这其中当然也包括西方哲学的主导性。
然而，作为局限的民族身份和与其对立的全球身份之间是存在结构性冲突的，而这种冲突在不断爆发的过程中，一直得不到解决。所谓的后殖民问题、种族歧视问题，以及美国国内的族群冲突，正是这种西方双重身份的矛盾显化。更直白地说，美国建立了一个全球的、普世的国家叙事，如果要维持这种叙事，就不可能继续成为一个纯粹的“以白人及其思想为主体的国家”——而美国的左翼和右翼，正是基于各自对这两种叙事，也就是文明路线的遐想，陷入了在存在层面上的零和博弈。
但我想强调的是，冲突双方的世界观都是不切时宜的幻想，是当自身价值观受到冲击时，自我保护机制一般投射出的理想主义乌托邦远景。但他们背后，所存在的利益冲突却是切实的。这种冲突的根源，根本上是促进全球化的，按马克思所说：“将毁灭一切旧有人类生活形态”的资本主义发展所必将造成的。这里无法过多展开——一言以蔽之，资本主义需要与其相同的，缺乏任何固有价值观的，去人类化的社会组织作为其载体。而美国正在受到这种资本主义改造的冲击，但在看不清这种事实的情况下，发起了一场偏执的拥护（左翼）与反抗（右翼）。
左翼将这种去人类化的社会价值虚无化，误解为全人类价值的普世平权，这就是为什么它们的政治正确运动顶着左翼的旗号，却得到了很多美国国内资本支持。而右翼由于缺乏适应新时代的民族/文明价值观，也就只能依靠历史上的宗教和传统价值作为抵抗叙事，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显得如此偏执和过时。所以，在美国国内左右翼分裂下，整个西方文明全球化统治，与作为资本主义发展自然结果的全球化的蜜月期正在结束；依靠资本主义发展起来的西方文明，正在成为资本主义第一个扼杀的文明受害者。
2021年1月6日的国会山骚乱，是美国撕裂最真实的写照
观察者网：多项民调显示，国庆前夕美国人的国家自豪感降至25年来最低——仅33%的受访者表示“极其自豪”；约八成美国人认为《独立宣言》的签署者会对今天的美国感到失望；甚至有五分之二的受访者不相信美国还能再存续250年。有非裔社会活动家甚至直言：“我几乎是带着哀悼之心在凝望这个国家。”你今年在美国，感受到的国庆氛围如何？在你的美国同学、同事、朋友当中，他们的感受呢？不同党派、不同族裔的人态度差异大吗？
于耀翔：我身边接触的人，包括社交媒体上的朋友，还是年轻人居多，社会阶层和教育程度应该也是比较相近的，我可以局限地谈谈这些群体。
很明显，这些人对美国国庆的关注度和参与度很明显和政治光谱绑定。譬如，我社媒上的一些基督教朋友明显对国庆的关注度和发帖就多一些，有一两位还早早地到了DC（华盛顿特区），参加庆祝国庆的音乐会和蹦迪。这些家庭一般更加注重传统价值，对特朗普政府也更加青睐一些。
同时，由于是在加州的缘故，又处于不错的社会文化阶层（基本为左翼主导），我也能感受到他们的政治立场大多也是被压制的——譬如对于基督教而言十分敏感的性别多元化，以及性取向问题，他们就很少在社媒上发声。这种政治缺位便经常由更加中立的“爱国”题材来弥补。
而与之相对的，就是我朋友圈大多数的左翼年轻群体。由于我的本科和硕士都在深蓝地区，学校也可以说是蓝色大本营，跟他们接触也更频繁一些。由于政治正确的支持，他们对特朗普和美国现行政策的抨击就更加露骨，舆论上的声音自然也更大。
这些人中的绝大多数对这次250周年国庆是无感的，这与他们对自己国家的态度是直接关联的。对于左翼年轻人来说，因为美国的历史存在殖民主义和种族歧视，同时也有对其它地区和人民的压迫和控制，是不值得自豪的。
同时，特朗普政府的一系列政策又与他们的价值观完全冲突。对于他们来说，美国已经无法代表其所宣扬的“普世价值”；“爱国”已经是一个不合时宜的，不符合他们政治身份的行为了，它成为了一个晋级，一个左翼群体内不合群的、与其意识形态冲突的行为。再加上特朗普有关国庆的一系列炒作行为更令他们反感。
所以，如果去看他们的社媒动态，就会觉得仿佛国庆这件事是不存在一样，甚至还能看到一些借着国庆和美国历史，对特朗普口诛笔伐的帖子。当然，这种“不爱国行为”也成为了右翼抨击他们的主要方向之一。
观察者网：现在，美国人怎么看特朗普？6月30日，美国政府道德办公室公布了特朗普年度财务披露文件，特朗普在2025年的总收入至少为22亿美元。这个数字也创下了现代美国总统任内财富增长的新纪录。对此，特朗普本人回应称，其财富增长得益于股市上涨。白宫方面则强调，特朗普已将其企业交由子女管理的信托打理，“不存在任何利益冲突”。对于这样一位离经叛道、能把国庆典礼做成个人成果秀的总统，为什么没有人或者制度能制约？
于耀翔：实际上，特朗普的崛起已经从2016年右翼民众压抑情绪的爆发和美国社会奇观心态作祟下的意外事件，转变成了一种新政治模式的范本。在各种丑闻和国内外矛盾爆发的现状下，特朗普的民意支持度的确受到一些打击。但这并不代表右翼在美国政治中的势弱，更不代表民主党蓝营的崛起。
您问道“为什么没有人或者制度能够制约”，我想根本原因是：特朗普及其支持者所代表的民意，正是质疑美国制度和政体本身合理性的一群人。他们喜欢的正是特朗普绕过腐朽的、臃肿的、被左翼控制的美国政治分权制度，扩大总统权力而推动改革的政治姿态。而那些对特朗普支持减退的泛右翼中间选民，也并非否定了“抑制左翼思想浪潮，维护白人传统社会价值观念”的核心政治主张。
所以，特朗普的肆无忌惮和专横不仅是他自身对总统权力的滥用，他的背后有一群早已厌恶了美国政治风气和政治正确叙事的民众。但更重要的是，特朗普背后还有一股希望继承特朗普衣钵的，依靠他获取政治资源和攀升政治阶梯的新兴政治力量。后者是特朗普实际的政治支持来源。
这些诸如万斯之流的新兴政治右派，利用特朗普的“特立独行”来扩大自身的政治影响力，在获取政绩的同时，又让特朗普承担了风险和责任。他们同样也是挑战美国现行政治体制的一群人——说白了，他们想借鉴特朗普模式，利用民意支持，和党内（尤其是特朗普个人形象）的“衣钵传承”，来实现对传统政治晋升路径的弯道超车——这也是特朗普参选背后，被主流学界和蓝营政界批评的“民粹主义”路线。
但问题是，难道在特朗普之前，过去10至15年美国政治风气的左翼转向，以及被掀起的一系列身份政治运动，就不是民粹政治了吗？或许，我们可以将其称为：更加文明的民粹政治。而特朗普和美国极右翼所做的，很大程度上讲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只不过做得更加彻底。所以，特朗普不受到制约，另一方面也是源于群众对民主党的厌恶和摒弃。现在中间选民团体对民主党的态度，颇有一种“宁要凯撒，不要元老院”的意味。
最后，在特朗普的支持者中，也有新兴的各路资本势力，譬如数字货币金融，以及人工智能等新兴电子科技资本。我注意到，国内好像比较强调科技资本公司与特朗普外交政策的矛盾；这种矛盾是存在的，但更要注意到，在特朗普执政时期，以及可以预见的未来，由于中美在生产力上的全面对抗，这些资本与美国政府的合作和绑定只会加深。实际上，无论是人工智能、芯片、还是机器人方面，美国企业和政府之间的合作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说到底，企业和特朗普之间的冲突，终究只是“做生意”层面的问题，但生意从来不是资本的核心目的——它的核心目的永远是对核心生产力和生产资料的绝对控制。在这点上，这些企业与美国的国家利益是高度一致的。这是值得警惕的。
观察者网：眼下，美国人最大的挫败感来自哪里呢？党争、特朗普、经济下行、还是国际地位的衰落？能跟我们讲讲你身边人对于自己生活状态、国家未来的看法吗？
于耀翔：我感觉自己身边的年轻人，和这个世界上的大多数年轻人差不多，对他们自身以及这个时代的未来都是比较懵懂无感的。他们同样在面对迅速改变的科技范式、经济停滞，以及一系列社会矛盾时感到无奈和无助。
对于美国年轻人来说，最大的挫败感恐怕仍旧来自国家形象及其价值观的衰败。这点对于绝大多数美国人而言都是感同深受的——无论是源自何种判断，他们都承认：那个强大，向上的美国形象已经不在了。更进一步而言，他们也已经发现：这种衰退是源于美国国家内部精神的分裂，以及作为全球霸主的代价反噬的共同结果。当然，关于如何理解这一现象，他们各有各的道德观念。
给我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件事是，大学时期在星巴克打工时与同事的一次聊天。那时正值巴以冲突开端，美国国内反以浪潮刚刚掀起，于是聊天的内容也就自然转向这个政治话题。作为“外人”，又是中国人，在聊天开始时我还是比较谨慎的，然而同事们（也是大学生）却主动抨击起美国21世纪发起的一次次中东行动。作为政治学出生，虽然对他们提到的这些事情十分了解，但秉持着中国人“不揭人短”的习惯，我还是没有过于直白地正面批评美国的对外政策。
我当时说道：“的确，美国内部是有一群只关心自身利益的统治阶层的，而美国近些年来一直奉行的正是这些人所主导的国家战略，本质上服务的也不是美国的国家利益，而是他们自身的利益。”但这个同事却并没有搭话。他说：“我们在对自己国家的各种幻想中长大，直到现在才知道：原来我们是个坏国家。”（that we are a bad country）
他的语气很平静，只是淡淡的一句，但其中的失望与无奈却难以言表。要知道，能让天生对国家自带自豪感的美国人“承认自己是个坏国家”，是需要很大决心的。所以听到他说这句话，我有些震撼，也有些感同身受。
在200年前的某一个时刻，中国人也是从一个巨大的幻想中醒来，发现：“原来自己是个落后的国家。”虽然性质不同，但这种作为一个民族的一份子，对于自己民族的错误和失败，面对自己良知时的无奈感是一样的。中国人说“木不可无根，水不可无源”，而文明性就是人类最大政治组织的根源正当性。丧失了自身精神和民族秉性的美国，如果不能在这个时代里重新确立自身的存在标的，恐怕只会在自相矛盾的价值冲突中走向瓦解；先是意识形态的，然后是实质的。
观察者网：说到这点，国内读者总是会忍不住拿中美两国作对比，新中国成立70周年时，我们也举行了国庆阅兵，去年我们还举行了九三阅兵，美国为纪念美国陆军成立250周年也举行了阅兵式，整场活动稀稀拉拉完全不成队伍。你自己在美国呢，有没有经常被问到中美两国相关的话题？对于中美竞争，身边的老师和朋友都是什么样的态度？您自己对这种比较的看法是什么呢？
于耀翔：由于我现在的研究方向是西方哲学和近现代政治哲学，所以在接触到的学术环境中，“中美比较”这种“引战话题”也属于一种禁忌（taboo）。在我接触到的人当中，他们绝大多数都是承认中国的实力和崛起后的国际地位的。也有不少人对中华文明，中国当代的国家治理形态，以及东方哲学抱有浓烈的兴趣和交流欲望。但要说他们对中美对抗的未来究竟看法如何，我想大多数人仍是不置可否的观望状态。我自己倒是对这一话题比较感兴趣，希望可以分享一些我的思考。
实际上，国家乃至文明竞争，以至于是否要竞争，都很少是由某一特定时期的关系所决定的。这点对于中美而言尤为如此。中国和美国是拥有众多错位平行的两个文明，我们习惯于将中国作为5000年悠久历史的文明与仅有250年历史的美国作为新兴现代国家作对比，但这种视角所忽视的是：美国无论从政治、经济、军事，还是社会文化和专业知识体系建构的维度，都是西方文明整体的产物，和西方文明不断传承演化后的当代归宿——它的背后亦有历史悠久的文明阴影和哲学累积，而相比之下的欧洲，反而在影响力和文化发展上更显颓势。另一方面，新中国作为从政治元逻辑和国家治理层面，全面打破5000年来旧有封建制度的新国家，同样承载着与美国相似的现代性特征。
从历史的角度上讲，美国现在所遇到的问题，是一个文明在构建自身时所遇见的路径问题，是一个如何与自己的历史和自身发展所创造的新现实和解、互相消纳和更新自身的问题。中国在文明史的漫漫长河中不止一次遇见过同样的关键时期——商周，春秋战国，秦汉，都是决定文明整体思想底色、存在形式、发展逻辑的重大矛盾期。而现在，中国作为一个步入现代世界的古老文明，同样存在与自己百年、千年历史的和解、消纳、更新的问题——所谓文明复兴的命题正在于此。
在国力和世界影响力上，中国崛起和美国衰退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而这种态势大概率将在未来延续下去，中国也必将迎来重回世界领导者的时代。然而，这种国家间的冲突不应该掩盖中华和西方文明所共同面对的，人类发展史上首次出现的，真正的全球化时代。在面对“人类整体”，或者说，在面对跨越了地区、陆地、海洋的“地球”视角时，无论中西都是陌生的。
当然，对于这种人类社会的新现实，中美都提出了自身的初步答卷（“人类命运共同体”和“普世价值”论）。但我想，我们首先要面临的，可能恰恰是一贯作为特定文明存在的民族和国家如何去适应这种全球化存在模式的问题，而不是如何构建全球化人类社会的问题。这是因为现在我们所面临的全球化，极大程度上是由资本主义现代化所构建和促成的存在模式。它所代表的现代性，虽然诞生于西方，却在本质上与任何文明都是隔异的——它对任何文明，都具有同样的异化和虚无化作用。这在采访的开头，有关美国国内矛盾的深层原因方面，我也提到了一些。
所以，在面对以资本主义现代性为核心逻辑的全球化浪潮时，中美从根源上是站在同一平面，处于同一位置的——我们不能因为美西方在这场浪潮中历史上的成功，或者中国当今的成功逆袭，就忽略资本主义异化在根源上的普适性。它不是中美文明对抗的次级问题，而是人类所有文明共同面对的问题。所以我想，在哲学的思辨层面，如何占有下一个时代的先机，或许在于谁可以率先清楚地认知到这一现实，并对其做出回应。在这点上，美国仍是相对落后于中国的。
2025年6月14日在华盛顿举行的陆军成立250周年庆典，特朗普观看阅兵式，当天也是他的生日
观察者网：NBC民调显示，78%的受访者认为“美国梦”比上一代人更难实现。约三分之二的美国人认为“美国梦”理念已不再成立。你作为一个在美国顶尖学府攻读学位的中国学生——某种程度上，你是“美国梦”叙事中最典型的“努力就能成功”的样本，你如何看待这个叙事正在崩塌的说法？签证、身份、种族、经济压力，这些现实因素如何塑造了你的感受？
于耀翔：说实话，我很少去思考“美国梦”这个说法。我当初选择出国，以及从事政治、哲学这方面的研究，目的其实很简单：首先是个人的兴趣爱好，然后是“了解西方文明的思想，以更好地理解人类当今时代的由来和本质，以及回答人类未来应当的发展走向”这个目的。如果我能为这个命题做出一些贡献，我的梦想就达成了。
我自己也很清楚，能够选择这样一条道路，自己是幸运的。世俗上的成功标准恐怕并非美国独有，而是普遍的梦想。在实现这一梦想上，美国是否拥有相对优势——我觉得即使有，这种优势也在逐渐减弱。
我觉得我们更应该关心的应该是这种“成功”的底色——它是某种物质标准，社会评价，还是一个生活状态？在经济下行、社会资源日益分化的当下，我们同样面临的还有对理想的生活状态，或者说自身热爱与价值的缺失。“美国梦”的崩塌，一半是由于美国社会阶级冲突激化，另一半是由于年轻世代对生活目的的迷茫。在美国梦坍塌的当下，正是年轻一代重新想象自身生活方式和追求的契机也说不定。
至于种族与身份所带来的压力，我感觉自己已经习惯了。从十年前去美国直到现在，特别是学习社会科学方面，歧视和敌意可以说是家常便饭。我想，每个留学生都经历过从无力，到反抗，到蔑视，到不以为然的心路历程——在某一刻你会发现，跟他们去争论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他们代表的是已经在历史的垃圾桶里，等待被倾倒掉的思想。他们的原罪不是偏见，而是愚昧，但是教育他们并不是我们的责任，更不是我们成功的必要条件。
我时常感到短线选股条件，自己有着更加重要的、更加紧迫的问题需要回应——那是跨越了种族和文化，地域与政治隔阂的，人类社会发展至今所沉淀并爆发出来的“总结算”，而我们正生活在这种历史凝聚与清算的零界点上。可能这种想法也有西方历史哲学的影子，去仔细解释我判断的理由就太复杂了。但我想，当我们真正开始严肃的面对这些问题时，在解决它们的过程中，这种旧时代的偏见和局限性也会迎刃而解。这也算是一个梦想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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